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除了有黨的堅強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有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雄厚物質技術基礎，有龐大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外，還強調了“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如何理解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為什么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是支撐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如何發揮好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一）

所謂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是指規模龐大、供求多元、創新活躍、拉動力強的內需市場。我國是超大規模經濟體，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是這一屬性的重要特征。近年來類似的提法是“強大國內市場”。“強大國內市場”的提法首次出現在2018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列為2019年七項重點任務之一，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對“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釋放內需潛力”作出具體部署。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與強大國內市場本質上是一致的，均強調巨大的市場也是一種資源，而且是一種與其他物質資源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稀缺資源；巨大的市場也是一種優勢，而且是一種與其他生產要素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比較優勢。

回顧我國經濟發展歷程，我國并不是一直就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的。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才逐步形成和顯現出來。特別是這些年來，我國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增長動力逐步從過去依賴較大規模的出口轉向以國內有效投資和消費為主，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動力源。

那么，為什么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是支撐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呢？

一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決定了我國經濟運行更具韌性。如果說小規模經濟體的市場是“小池塘”，那么我國所擁有的超大規模市場就是“海洋”。兩者的差別在于規模性和多樣性。“大海”規模更大、多樣性更強，從而更具韌性，能經受住“狂風驟雨”。一方面，龐大的市場規模使我國有吸收外部沖擊的騰挪余地，有能力通過內部分攤的方式降低沖擊強度。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出口部門面臨的壓力一定程度上正是通過強大國內市場吸收和分攤的。同時，大市場的內部分工更易形成和維持產業配套和完整產業體系，有利于穩定產業鏈。另一方面，多樣性即產業、區域發展異步性也可以帶來韌性。我國產業門類齊全、各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支柱產業不盡相同，內外部沖擊難以形成區域和產業的共振效應，經濟發展穩定性更強。此外，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有利于穩定中國與世界的經貿關系。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大規模市場更是寶貴的稀缺資源，可以對全球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發揮正外溢性，從而推動我國在持續擴大對外開放過程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助于更好應對外部沖擊。

二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更有活力。經濟發展前景好不好，關鍵看經濟活力夠不夠。海闊憑魚躍，“大海”的經濟活力更強。首先，巨大市場空間意味著更多的創新場景、更低的創新成本和更高的創新收益。強大國內市場，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8億多的網民，為各類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創造了理想試驗場，能讓新技術、新產品迅速產業化和規模化，試錯成本可以被快速攤薄，創新潛在收益大。其次，巨大市場空間意味著更好的競爭生態和創新創業創造生態。在小經濟體內部，企業格局、產業生態和經濟結構易固化，而超大規模經濟體內部的企業縱向流動性更強，大企業壟斷市場的難度更大，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擁有難得的成長空間和市場機會，小企業成長為大企業的可能性更高，企業的縱向流動性更強。此外，巨大人力資源總量孕育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活力。近年來，我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總人數一直保持較大規模，研發人員規模穩居世界首位。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三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決定了我國經濟更易形成和保持競爭優勢。現代經濟越來越具有規模報酬遞增型特征，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更有利于形成和保持競爭優勢。首先，有利于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形成先發優勢。規模性的經濟含義和戰略意義在于，可以更好分攤新型基礎設施和戰略性前瞻性技術投入成本，更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更早布局相關技術，搶占制高點，贏得先機。比如，由于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確保了商業可持續，我國推動5G商用的節奏將快于很多國家。從經濟史看，歷次工業革命的引領者也都是同時代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其次，有利于更好發揮規模效應，形成競爭優勢。我國所擁有的大規模要素供給、大規模市場容量，有助于更好發揮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網絡經濟效應，使相關企業、行業擁有經濟規模帶來的效率優勢，并快速地轉化為成本優勢和競爭優勢。比如，我國許多行業包括紡織、鋼鐵、光伏風電等，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行業。

（二）

需要看到的是，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只是一種潛在優勢。充分釋放這種資源和優勢是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還需要通過多種政策去引導、培育和激發，必須“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充分認識優勢，保持戰略定力。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以及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其他屬性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一屬性意味著我國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既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有利于分散風險；既有利于保持活力，也有利于保持韌性；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后發優勢，也有利于形成先發優勢；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寬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范圍；既有利于更好發揮國內潛力，也有利于更好利用國際資源。同時，超大規模經濟體屬性也意味著我國的經濟追趕進程難以“一帆風順”。追趕型經濟體一旦成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其外溢性意味著守成大國隨之而來的圍堵和遏制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當前，這種挑戰已經充分顯現。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應對國際環境的挑戰是我國成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并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中繞不開、躲不過的坎。只要我們充分彰顯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就可以在激發活力、增強韌性中贏得競爭優勢，就可以把握未來、贏得主動。

第二，應對好外部壓力，實現技術的“開放自立”。盡管當前“卡脖子”風險凸顯，但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為我們實現技術的“開放自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多年以來，我們“卡脖子”風險的累積，一定程度上是技術“開放—依賴”發展模式的結果，即市場開放和技術依賴。這既有人才缺乏、體制約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離不開全球化分工的“馬太效應”形成分工鎖定的大背景。解決“卡脖子”風險，就是要從“開放—依賴”走向“開放—自立”。當前的外部壓力恰恰為我們實現“開放—自立”，真正解決“卡脖子”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能夠抓住的“機會窗口”。要用好國內強大市場的優勢，加大核心技術的資源投入和統籌協調，形成在關鍵技術上與發達國家間互相制衡的局面，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占先機。

第三，調動三個積極性，增強經濟活力。一是調動地方積極性。調動地方積極性，是超大規模經濟體激發制度活力、提升制度質量、保持制度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和突出優勢。當前，要適應各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實際，賦予地方政府更多改革創新和政策突破的自主權；加快建立容錯機制，激勵一大批“既政治過硬，也本領高強”的黨政干部更好發揮作用；調整優化央地財政關系。二是調動創新創業企業積極性。要著力打破包括行政壟斷在內的各種壟斷，真正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不斷改善營商環境，維持企業縱向流動性和打造創新友好型的市場環境。三是調動各類人才的積極性。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必須緊緊依靠企業家和科技人員。要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激發廣大科技人員的創造活力；要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保護企業家權益，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和社會氛圍，為各類企業家的創新創業創造營造更加健康的環境。

第四，抓住主要矛盾，加快建立適應國內最終需求的供給體系。當前國民經濟供需循環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供給體系不匹配、不安全和質量不高。不匹配是指與生產需求相關的供給體系仍不太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的生產需求，人才供給、技術供給、金融供給等均存在短板。不安全是指大量關鍵核心技術和產業生態的供給依賴于國外供給，供給體系自立性不強。質量不高是指國內供給體系在滿足國內生產生活需求方面，在質量、多樣性、穩定性方面還存在缺陷。要發揮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發揮需求的牽引作用，形成超大規模市場與供給能力提升之間的良性循環，在提升供需匹配性、供應鏈安全性和供給質量進程中加快建立適應國內最終需求的供給體系。

第五，推進高水平開放，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發展。我國過去這些年的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答案是，不僅不能封閉起來搞建設、謀發展，相反，應該實行更加開放的制度和政策。只有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開放，才能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才能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實現發展。進一步推進高水平開放，重點在于：一是促進從市場開放轉向制度開放，加快形成與先進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相適應的制度政策體系和監管模式。二是以推進中美經貿關系向前發展，加強對歐、對日和對東盟合作，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重點，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實現共同發展。三是以開放促開放，堅定維護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繼續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扎緊中國與全球的經濟、技術紐帶，鞏固和維護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創新鏈的韌性和活力。